天地任我行之二

第322章:“猛人”卢洪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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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上回讲到彼时空的崇祯帝在“朝会”上破例任命六品小官卢洪春为“工部尚书”,顿时将整个朝堂引爆了。
    “卢爱卿,朕暂且问你,如何在极短时间内保证活力充沛,让朕外出打仗时无后顾之忧?”崇祯帝道。
    “皇上明鉴!”新上任的“工部尚书”卢洪春出了班秩,从排列末尾快步来到天子脚下大礼参拜道:“所谓‘新官上任三把火’。既然皇上抬爱微臣,那么微臣就堵上一把又如何?”卢洪春三拜九叩过后,起身道:
    “如今我大明朝国力大不如前,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只要让骆驼吃饱喝足,定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体能与耐力,就是耗也能耗死普通驽马,适合搞后勤运输打持久战,但不能用来冲锋陷阵,毕竟不够灵活。”
    “卢洪春,好大的胆子!”、“区区六品小官,竟敢妄议朝政?”、“对对对,你竟敢将我‘大明天朝’比喻成瘦死的骆驼?居心何在!”、“皇上明鉴,请治他个‘大不敬’治罪!”、“妖言惑众,其心可诛!”大臣们嚷道。
    “诸位同僚,此言差矣!本官好歹也与尔等品级相当,可不是方才那区区六品小官,别想借势压人!”卢洪春也是暴脾气,顿时当着皇帝老子的面就向周围各部“尚书大人”等位高权重者怼了回去,毫不留情!
    “哈哈,卢尚书,有何高见不妨继续说来,朕洗耳恭听。”崇祯帝朱由检与众后妃们端坐高位,看着下方一众臣工们彼此斗嘴并争得面红耳刺,反而有一种“看猴子”的感觉,同时也生出“一切尽在掌控中”之感。
    “皇上英明!”卢洪春对着玉阶之上端坐龙椅的崇祯帝躬身施礼道:“所谓‘沉疴用猛药,乱世用重典’!微臣上任之‘第一把火’,便是请皇上给天下百姓再减税,因为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,就算免去‘丁赋’也依旧负担很重!”话音一落,大殿中哗然一片,同僚们纷纷指责卢洪春胡言乱语,妖言惑众,而事实却是如下。
    明末大儒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记载了“真定府”下辖5州27县,“苏州府”下辖1州7县,无论是辖区面积,还是州县数量,“真定府”都是“苏州府”的差不多5倍,但“苏州府”每年承担的田赋额度竟然高达203万8000石!相比之下,“真定府”却只承担10万6000石而已,也就是说“苏州府”的赋税额度竟是“真定府”的20倍!
    “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,苏州之辖一州七县,无论所辖,即其广轮之数,真定已当苏之五,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,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。”由于明朝的“两京十三省”共有140个府,因此明朝的府比后世的“地级市”管辖区域要大一些,大致也是按照不同的地域、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等综合“指标”等来进行划分。
    “苏州府”和“真定府”的赋税额度相差如此之大,这就让顾炎武表示看不懂了。于是,顾炎武提出疑问,心想难道是“苏州府”和“真定府”所在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南北差异,婴儿在才导致了其赋税的巨大差异吗?
    经过对比分析后,顾炎武发现答案不是这样,因为同样是在北方地区,对比了有2州16县的“河间府”与只有1州7县的“登州府”之后,他才发现“河间府”的富裕程度要远超“登州府”,但“河间府”承担的赋税却只有6.1万石,而“登州府”却要承担23.5万石!这时怎么回事?顾炎武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省跟省之间的不同呢?
    当时,明朝有南北2个“直隶京师”,再加上13个“布政使司”,相当于有15个省级单位。而在同一个省,富裕的“汉中府”有2州14县,贫弱的“临洮府”有2州3县,但“汉中府”的赋税只有3万石,而“临洮府”却要承担4.4万石的赋税!于是,顾炎武继续猜想也许是上溯至唐朝不在同一个“道”,因为历史原因产生了差异呢?
    但是,经过分析后发现,“顺庆府”和“保宁府”历史上在同一个“道”,但“顺庆府”的赋税高达7.5万石,而“保宁府”却只承担2万石而已!这下子把顾炎武表示自己彻底糊涂了。后来,顾炎武对江南赋税研究越深,就觉得触目惊心。他自己也说,早在唐朝,大诗人兼文学家韩愈就曾说过“天下赋税,江南占十分之九!”
    到了明朝,苏州、松江(包括上海)、常州(包括无锡)、嘉兴、湖州5府又占江南赋税的十分之九。
    当然了,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。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一藩三府真实的情况是,在明初洪武年间,每年天下赋税总数为2943万石,“苏州府”缴纳289万石,“松江府”缴纳121万石,“常州府”缴纳55万石,而这一藩三府所缴纳赋税就占了全国赋税的15.8%。“其田租比天下为重,其粮额比天下为多。”这就是历史事实了。
    其中,“苏州”1府7县,共有土地9.65万顷,占全国土地总数849.6万顷的1.1%,但承担的税粮却是全国赋税总额的将近10%。也就是说,苏州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近10倍。“其科征之重,民力之竭,可知也已。”
    顾炎武不禁哀叹:“难怪我这个昆山人这么瘦......”于是想知道苏州府赋税自古以来都一直这么沉重吗?
    为此,顾炎武更加深入地仔细研究了一番历史资料,发现苏州赋税情况在明朝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!
    在五代十国的时候,吴越国所征的江南赋税额度是每亩3斗。到了北宋赵光义吞并了吴越国以后,发现江南赋税偏重,于是废除了一大批苛捐杂税,并将江南的田赋减轻为每亩1斗。
    为什么宋朝对江南的田赋这么低呢?因为宋朝的商业很发达!基本不靠田赋来生存。只有乞丐出生的朱和尚(朱元璋)才拼命地在农民身上压榨。到了元朝,田赋竟然更少了,“上田每亩税三升,中田二升半,下田二升,水田五升。”江南的田赋居然比两宋又降下一半!难道蒙元统治者不喜欢吃米饭不成......?
    研究到这个地方,顾炎武对蒙元之印象一下子好了不少。可是,等到朱和尚当朝后,顾炎武不禁暗骂麻麻批呀,虽然全国其他地区田赋只比元朝略高,但独独对“苏州府”、“松江府”的百姓,科以重税,苛剥残民,“苏州”、“松江”两府田赋达到“每亩四五斗,七八斗,至一石以上”,每亩税负达到全国的近10倍!
    这导致这个地区“供税不足,则卖儿鬻女”,甚至“苏、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。”老百姓为了逃税,大量流离失所,甚至一个地方“有逃去一半上下者。”可见,在朱和尚的疯狂压榨之下,当时“苏州”、“松江”一带的民众,真是一个字“惨”了得!于是,卢洪春忍不住将这一切如实说出,遂惊呆众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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