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任我行之二

第310章:开战前的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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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上回讲到众人到军营视察,崇祯帝从徐光启处得知打造新军和凝聚国力还需解决战马问题,要钱啊!
    “噢?你认为朕在开玩笑么?”崇祯帝朱由检被徐光启老头儿的表情逗乐了,于是笑道:“小意思。你只管问‘户部’要就行。还有战马、铜铁、锡铅、硫磺、硝石等军需之物,朕会让‘兵部’给你大量供应,呵呵。”
    “啊?这……真的假的?皇上英明啊!老臣跪谢皇恩!”徐光启听罢后激动溢于言表,老泪纵横地倒头便拜,却让一旁的不少副手将官和西洋人顾问们感觉莫名其妙,也赶紧纷纷下拜施礼,觉得皇帝也不容易!
    众人凭借腾云驾雾之便利,不需一日便见京师周边各个营地、军屯、逛了个遍,也根据眼前所见得出一个结论,那便是只要钱给到位,就没有办不成事的,包括去向部分漠西蒙古部落和西域诸藩购买军马。
    想当初,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仿效了历朝历代开国之君,是从马上打的天下,故对军队建制极其重视,因为明朝在元末天下割据的情况下被朱元璋建立起来的,而且明朝初期的正规军队人数也达到了100万。
    到燕王时,明朝军队数量达到150万人,若包括各地卫所的军户屯兵业所在内,此时明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,可随时动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200万人。尽管骑兵少而步兵多,但战斗力仍很强大。
    明朝中前期,国家强盛,没有敌国敢来进犯,于是为了减少财政压力,官府开始削减军队人员数量。
    至“土木堡之变”时,明朝全国正规军队数量不过70万人左右,而且绝大部分布放在“两京”和“边墙”(长城)一线,剩下的军队分散安置在各地“都司”、“卫所”。明朝后期军队建设有所加强,万历时达到90万。
    经过“万历三大征”后,明朝官府财政日益紧张,又不得不开始削减军队,至崇祯年间,军队有80万。
    在当时世界上,明朝的武器装备还算比较先进,大量使用火器,但也配有长柄大刀、长矛、腰刀、盾牌等。火器有三眼铳、迅雷铳、鸟枪、五雷神机、一窝蜂、古式后堂榴弹炮、将军炮、水雷、震天雷等。
    明朝陆上战争发生很多次,“万历朝鲜战争”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。那时,日本攻打朝鲜,以压倒性优势一个月内就攻占了朝鲜京城,而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之一,不得不向宗主国大明王朝求援了。
    于是,万历皇帝一挥手,大明军队就去支援朝鲜了,前后经过七年苦战,最终彻底击败日本而获胜。因此,“万历援朝战争”的胜利,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格局,让日本担心被报复而不得不闭关锁国!
    明朝水师曾是当时世界的第一流海军,在明成祖永乐帝促成“郑和下西洋”时达到了鼎盛。当时,大明水师有3800艘海船,其中“巡船”和“战船”皆1350艘。此外,在南京基地,还有大船和运粮漕船各400艘呢。
    至于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也只是大明朝海军的一支远洋舰队而已,因为明朝海岸线很长,沿海各港口也多多少少有水师驻扎,就是为了防止日本海盗前来中国捣乱。明朝立国近三百年,大明水师没有一败!
    明朝著名的海战很多,比如发生在广州湾海域的“屯门海战”就是其一,海战发生在1521年,由广东海道副使指挥,在屯门地区大战葡萄牙舰队,最终大明获得胜利,说明当时明朝海军实力并不比西洋人差。
    可惜,到了明朝后期,时运不济,赶上“小冰河时期”,北方气候大变,华北干旱少雨、草原上更加寒冷,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不断南下劫掠明朝北境。同时,内有饥荒导致的农民起义,使大明走向衰亡。
    明朝水师作为将来东征日本和重启“下西洋”的主角,也是这次军事改革的重点方向,还须重现辉煌。
    成化至正德年间(西元1465年——西元1521年),广州“市舶贸易”的演变使得明初的“朝贡贸易制度”,经过一百多年缓慢而稳定的发展之后,到了“成化皇帝”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,“贡献至者日伙”,贸易很繁荣。
    这是因为随同各国使者前来贸易的外国人太多了,以致于明朝的广州官员不得不寻求限制措施,比如只允许“番使入见,余皆留停于驿。”因明朝的“朝贡贸易”与西方人的“强盗逻辑”式的“商业思维”完全不同。
    西洋人喜欢一手拿圣经,一手拔刀剑,将自己“商人”、“传教士”兼“强盗”三位一体的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,喜欢强买强卖。这一点可以从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法国等老牌殖民者的所作所为看出来。
    但现在的问题是,朝贡使者北上觐见,往来须时数月,而留在广州等候的超额随同人员及商人,由于“衣服诡异”,竟引起广州城百姓“老稚咸竞观之。”这当然就威胁到了地方上的秩序及管理,不得不面对之。
    这些來自西洋的外国商人以“朝贡”之名前来中国广州贸易,同时也增加明朝在广州地方的收入。以及繁荣了民间的贸易,使地方很经济明显的有所改善。而所谓“椒木、铜鼓、戒指、宝石溢于库,市番货甚贱,贫民承令博买,多致富。“这就是最好的说明,因为连平民百姓都敢于囤积居奇并转手倒卖以获利了。
    由于到广州城的外国船越来越多,使得管理及秩序不可避免的出现问题,比如西洋人中的水手们长期航行在海上被“性压抑”折磨,除了用“绵羊的屁股”来代替“女人的臀部”以释放性欲之外,每到一个地方靠岸后,除了公开叫自己的卖商品便是组队嫖娼,而且出手阔绰,让青楼老鸨爱不释手,却苦了各位“姑娘”。
    于是,除了快速传播“杨梅大疮”和“花柳病”(梅毒)之外,很多“性暴力案件”和绑架当地民间女子案件频发,并进一步引发了西洋番鬼和当地民众只见的矛盾,结果影响到广州城防务,给官府治理带来压力。
    于是,为了安全上的考量,明朝官府规定外国船只必须安排在珠江口沿岸进行贸易,也就是“泊六湾”“贸货海口”的现象,未经明朝当地官府允许,外国货船不得沿着珠江逆流而上随意登岸与当地百姓买卖。
    当时,占城古来国王率船队企图闯入广州上京投诉,更加强了广州当局对珠江河口的管理,相信此时不是正常的朝贡使团已不被允许进入广州。于是,很多外国客商甚至使者们觉得明朝官府越来越霸道了。
    到了弘治时期(西元1488年——西元1505年),外国船只在珠江沿海湾停泊的范围一直在扩大,从珠江西海岸的“新宁”到东海岸的“鸡栖”,都是夷船停泊的湾澳。这使得“贸货海口”的活动持续地快速发展着。
    不过,“屯门澳”的海域应是最热闹的湾泊地点,因为在海湾里贸易的外国人,大多”先年率无定居“。
    贸易完成后,这些外国商人便得坐船离开,等待下次贸易季节再来。但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的贸易形态应是“船船贸易”,即当外国船抵达抛锚后,由明朝的中国官员随即登船检查并进行抽税,此乃“惯例”。
    之后,则是由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再进行船对船的贸易,也就是双方“以货易货”的所谓“公平买卖”了。
    因此,在外国船湾泊的海澳并无码头或仓库等设施,而外国商人也不必上岸便可满足贸易所需。这是广东地方官员规定的,且对外国贸易船进行抽税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初期的抽税可能由官僚随意决定。
    这些收入将成为地方官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,而地方官僚也会利用职权收受利益或中饱私囊。不过,这种未经明朝中央朝廷认可的行为,必然会惹来关注,毕竟东、西二厂的“锦衣卫”们眼睛雪亮着呢。
    到了正德年间,外贸抽分制日趋规范化,可以说是明朝中央与地方共同瓜分了海上贸易利益的结果。而关于“抽分制度化”疑似与大太监刘瑾当权颇有关系,毕竟作为明朝的“大内总管”,掌控着东、西二厂。
    到了正德二年(西元1507年)十月,“大内总管”刘瑾差遣“司礼少监”常彬同“科道官员”到广东查帐。当时,梧州盐粮、军赏值白银407000两,“广东布政司”库贮白银3704000两,即共有银7801000两。而总督两广军务的“右都御使”陈金奏请量留以备急用。“正德三年(西元1508年),武宗有旨:“止解五十万两入京”。
    但是,当“太监”常彬将粮银二十八万两押解运抵北京时,竟奏说“广东库贮银,视前多二十七万。”因此,刘瑾再度命常彬“于已解之外,仍解五十万两。”也就是说,大太监把广东全部的粮银储备全数上缴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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